論劉勰以帝王為“樞中”的文學史觀

1、<p>　　論劉勰以帝王為“樞中”的文學史觀</p><p>　　摘 要：在《文心雕龍·時序》篇中，劉勰主要以帝王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為“主線”來論述梁代以前的文學發(fā)展史，突出彰顯了帝王在文學發(fā)展中的“樞紐”地位。帝王的創(chuàng)作實踐、審美趣味、文學愛好，對文學的重視、對文人的禮遇，帝王政治教化、文藝政策以及治下的人情世態(tài)、社會風俗都對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p><p>　　

2、關鍵詞：文學發(fā)展；帝王；“樞中”；時序；政治教化 </p><p>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4）02-0099-03 </p><p>　　一、“環(huán)流無倦”是劉勰“通變”文學史觀的形象表述 </p><p>　　《文心雕龍·時序》篇贊云：“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huán)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

3、終古雖遠，僾焉如面?！眲③挠谩碍h(huán)流無倦”來形容文學的發(fā)展狀態(tài)?！尔i冠子·環(huán)流》有：“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huán)流?！标懙枳ⅲ骸把云渲芰魅绛h(huán)?！薄碍h(huán)流”有循環(huán)往復之意。漢劉向《說苑·雜言》：“孔子觀于呂梁，懸水四十仞，環(huán)流九十里?！泵鬣嵳妗额}畫》詩云：“萬仞蒼崖壁立，雙溪碧水環(huán)流?！薄碍h(huán)流”是指回環(huán)曲折地流動。單純從字面意思理解，“環(huán)”就是“圓”，“環(huán)流”就是“圓周運動”，“不倦”就是不知疲倦，永不停息，“環(huán)

4、流無倦”就是描述事物發(fā)展運動狀態(tài)象地球繞著太陽公轉和本身自轉一樣，周而復始、永不停息地做圓周運動。唯物辯證法稱事物的這種發(fā)展變化規(guī)律為“否定之否定”規(guī)律。 </p><p>　　劉勰用“環(huán)流無倦”來描述文學“曲折前進，螺旋式上升”的發(fā)展道路，表達了“通變”的文學觀念?！锻ㄗ儭菲澰弧谩拔穆蛇\周，日新其業(yè)。變則可久，通則不乏?！薄斑\周”有回環(huán)運轉之意?！逗鬂h書·律歷志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

5、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盵1]把文學的發(fā)展軌跡看成是一種“循環(huán)相因”的“圓周運動”，但文學的發(fā)展并不是簡單重復，周而復始，而是“日新其業(yè)”。文學無論如何發(fā)展演變，如何“參伍因革”，“負氣適變”總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圍內的。“夫夸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后，循環(huán)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保ā锻ㄗ儭罚┧裕膶W發(fā)展，既要“變騷”，還須“宗經”?！肮示毲噱{，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

6、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p><p>　　劉勰把文學發(fā)展描述成為一種“環(huán)流無倦”的圓周運動，思想源于周易陰陽觀念、通變觀念，以及傳統(tǒng)的“質文代變”的觀點。《史記·平準書》謂：“物盛而衰，時極則返，一質一文，終始之變”。文學的構成因素被“一分為二”為兩部分：“文”與“質”，相當于“陰陽”關系，“文質”既對立統(tǒng)一，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笆ベt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

7、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⒈獰o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保ā肚椴伞罚┦挛锏陌l(fā)展變化是一個“陰極而陽生，陽極而陰生”的循環(huán)過程，文學發(fā)展也是一個“質極而文生，文極而質生”的互相轉化的過程?！皶r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時序》）。同時，文學發(fā)展也是盛衰交替的過程，《論衡·齊世篇》論述：“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盛一衰，古而有之，非獨今也?！盵2]南朝文學“踵其事而增其華”，偏向于“

8、新奇、浮艷”，陳子昂反對“彩麗竟繁，興寄都絕”的齊梁文學，主張“文質并重”，倡導恢復“漢魏風骨”，為“走向盛唐”廓清了道路。陳子昂的文學主張既可以理解為復古，循環(huán)，又可理解為創(chuàng)新，變化?！吨芤?#183;系辭》說：“闔戶謂之坤，辟戶謂之</p><p>　　二、“樞中所動”與支配和影響文學發(fā)展的主導因素 </p><p>　　“樞中所動，環(huán)流無倦”，是什么因素處在“樞中”之位，其“所動”，

9、即變化造成了文學發(fā)展的“環(huán)流無倦”呢？樞（樞）：門上的轉軸，樞中：樞要，中心。劉勰在文中所使用的“樞紐”、“樞要”、“環(huán)中”、“關鍵”等詞，與“樞中”意義基本相同，都是指支配左右事物運行變化的中軸?！啊畼屑~’是事物運行機制中起關鍵作用的部位或環(huán)節(jié)?！盵3] </p><p>　　“文變染乎世情”。（《時序》）“世情”對文學發(fā)展影響確實較大，但所起作用，發(fā)揮之功效，在劉勰看來也不過是文學被“染”而已，不足以占據支配

10、文學發(fā)展的“中心”地位，何況劉勰并未在《時序》篇中大篇幅論述“世情和文學”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只是在論述晉代文學狀況的時候，略作陳述而已：“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馀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保ā稌r序》）西晉“玄風”盛行，文學的風格從漢魏的慷慨悲歌變?yōu)椤稗o意夷泰”，文學的主題由體物寫志變?yōu)槔锨f思想之義疏，劉勰因此發(fā)出“文變染乎世情

11、，興廢系乎時序”的感慨，而其它“十代”復雜多變的“世情”，究竟怎樣“浚染”文學，劉勰并無一一詳論，而僅僅是以“原始要終，百世可知”的方式推衍而知。 </p><p>　　“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興廢既然系在“時序”之上，“時序”自然應該成為文學發(fā)展的決定因素?，F(xiàn)代人敘述歷史，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為參照物，采用的是“朝代+公歷年份”的紀年方式，如：“安史之亂”發(fā)生在唐朝，公元755年。古人敘述古代歷史，以“帝王更迭

12、”為參照物，采用的紀年是“朝代+帝王年號+年份”的方式。如：安史之亂發(fā)生在唐朝，天寶（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個年號）14年。把“時”理解為朝代順序，雖然也能講通，但是朝代的時間跨度太大，不足以標識文學發(fā)展的清晰脈絡，不足以說明文學崇替、質文代變的根本原因。古人用皇帝的年號紀年，帝王作為“天子”具有記載“天時”的功能。朝代是一姓一族之天下，帝王是一人之天下。以“帝王”做為文學史敘述的時間標識，比朝代遠為詳細、精確，更能清晰地反映古代文學發(fā)展的

13、脈絡。 </p><p>　　結合《時序》篇具體內容看，“序”就是文學有自身發(fā)展的順序，如：“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通變》）而“時”，大范圍講是朝代順序，更詳細。具體地說，就是帝王代變之序。文學發(fā)展的歷史，一方面有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過程（序），一方面受帝王因素（時）的影響和支配，這就是“興廢系乎時序”的思想實質。帝王因素是支配、影響文學發(fā)展的最關鍵因素，帝王之

14、變就是劉勰思想中所謂的“樞中所動”。 　　三、“帝王”占取劉勰所謂“樞中”之位的理由 </p><p>　　劉勰在《時序》篇中依次敘述了53位帝王統(tǒng)治下的文學發(fā)展概況。其中上古時期的帝王8位，依次為：陶唐、有虞、大禹、成湯、姬文、大王、幽厲、平王。西漢的帝王11位，依次為：高祖、孝惠、文景、孝武、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東漢的帝王10位，依次為：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安帝、順帝

15、、桓帝、靈帝、獻帝。三國時期的帝王3位，依次為：武帝、文帝、明帝。西晉的帝王4位，依次為：宣帝、武帝、懷帝、愍帝。東晉的帝王9位，依次為：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南朝的帝王8位，依次為：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齊高帝、齊武帝、齊文帝、齊明帝。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國君眾多，只能以國家論之，涉及韓魏、燕趙、秦國、齊楚等7國。 </p><p>　　如果僅僅著眼于文學隨時代的發(fā)

16、展，或者政教、世情風俗與文學發(fā)展的關系，劉勰毋須羅列如此數(shù)量眾多的帝王。歷史上一些充當裝飾品的傀儡皇帝，壽命短促的“流星”皇帝，無所作為的庸碌皇帝，對文學發(fā)展影響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只字不提，劉勰卻一一羅列。如“降及懷愍，綴旒而已”，“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边€有一些禁止文學、尚武輕文、醉心權術的帝王，劉勰也如實記錄了他們對文學的態(tài)度。如“五蠹六虱，嚴于秦令”，“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按x宣始基，景文克構，

17、并跡沉儒雅，而務深方術?！边@樣一種“流水帳”式不厭其煩的敘述方式，給人一個鮮明的感覺是，其用心處不只局限于敘述文學隨時代發(fā)展的情況，而同時想要說明文學發(fā)展與君主更迭之關系，為文學史提供一種可供借鑒的敘述模式。 </p><p>　　種種跡象表明，劉勰“秉筆直書，采善貶惡”，實事求是地記載了每位帝王對文學、文人的態(tài)度、對文學發(fā)展的影響和作用，正如魯迅先生寫日記一樣，碰到無事可寫的時候，也不忘記上一筆“今日無事”，只

18、有這樣，才可以稱為“日記”。劉勰如此敘述文學，因為“帝王代變”就是文學的“時鐘”、“日歷”，遺漏了一個帝王也就遺漏了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階段。文學可以起到美化政治、鞏固政權的作用。一些雄才大略的皇帝參透其中玄機，利用文辭粉飾功業(yè)，教化百姓，如漢武帝?！按⑽涑缛?，潤色鴻業(yè)，禮樂爭輝，辭藻競騖?！保ā稌r序》）古代封建社會，文士地位之高低，與帝王好惡息息相關?！白鹬畡t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云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19、（東方朔《答客難》）難怪司馬遷慨嘆：“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蓄之。”漢武帝重視文人辭賦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繁榮文學，而在于維護其統(tǒng)治，但是劉勰完全肯定了他對文學發(fā)展所作的貢獻。對于他禮遇文士，推崇文學的所作所為，劉勰褒贊之情溢于言表?！鞍亓赫钩缰姡鸬讨菩裘裰?，征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于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p><p>　　劉勰敘述漢武帝時代

20、的文學，沒有限于文學本身、完全側重于漢武帝對文學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從漢武帝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樞中所動”的影響效果。 </p><p>　　在君主專制的封建社會，帝王是整個國家，社會運轉的“樞紐”。劉勰在《封禪》篇這樣論述：“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跡者哉？”（《封禪》）帝王運用政權養(yǎng)育百姓和賢人，就像天帝運轉天樞星一樣。周易形象地把君和民的關系比作“乾坤”關系，“坤之道

21、，至柔至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保ā兑?#183;坤》）臣民之道就是順應和圍繞帝王運轉之道。社會風俗、政治教化，這些影響文學演變的因素，均是以“帝王”為中心展開的。 </p><p>　　劉勰以帝王為“樞中”的文學史觀，與其“神道設教”的文體功用思想密切相關。文學有審美功能，但發(fā)揮著“神道設教”的政治教化功能。詩、樂府是言志和寫心之作，也具有教化之功用。如《明詩》贊云：“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薄胺?/p>

22、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樂府》）賦，在體物寫志的同時，也要有益勸戒。“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于雕蟲，貽誚于霧縠者也?！眲③乃撝捏w，如頌贊、祝盟、銘箴等都有祭祀、禮樂教化功用，詔策、檄移、封禪有帝王行使政治統(tǒng)治功用，章表、奏議、議對具有向皇帝上書言事的功能。許多“文體論”篇次都是論述帝王開篇的。如《詔策》：“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

23、扆，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帝王是整個封建社會運行的“樞中”，自然是文學運動變化的“樞中”。政治教化、世情風俗只不過是帝王影響文學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p><p>　　四、帝王因素對文學演進的影響及“帝王代變”與“文學崇替”之關系 </p><p>　　帝王影響文學的途徑和方式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影響”，包括帝王熱衷文學創(chuàng)作，引領文學潮流，賞納禮遇文士、組織文學活動，領導文學集團，編撰

24、文集等。另一類是“間接影響”，帝王通過崇儒、禮樂、講經、圖讖、圖籍、興辦學校、科舉制度等政治教化的方式影響文學的走向，也可通過自身統(tǒng)治改變“世情”和民風來影響文學。 </p><p>　　有些帝王本身就極具文學天賦，才華橫溢，成就斐然，可與文士媲美爭雄?！皳端鍟?#183;經籍志》，南朝諸帝有文集的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梁武帝、簡文帝、元帝、陳后主，其中梁簡文帝以下散文更以提倡和創(chuàng)作詩文為務，從存世的作品看，

25、大都具有相當水平。”[4]有些帝王喜好文學，以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引領社會風尚；“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yè)者?！盵5]裴子野《雕蟲論序》云：“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燕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托請不暇，困于課限，或買以應詔焉。于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于時矣。”[6]有些帝王賞納文人，禮遇文士，聚攏天人才；“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來接待文學之士，

26、漢靈帝開鴻都門來接待辭賦家，魏明帝置崇文觀來延攬文士。有些帝王喜愛某種文風，御用文人唯帝王嗜好為從，創(chuàng)作某種風格相近的作品，形成某種創(chuàng)作潮流。如蕭剛提倡與宮體詩風的風靡，唐太宗喜好與宮廷詩風的延續(xù)。有些帝王通過崇儒、講經的方式，影響文學的風格和題材，如漢昭帝、宣帝時期舉行的“石渠閣”論經，東漢章帝時期舉行的“白虎觀”講經，都對文學產生了重要</p><p>　　從劉勰對漢代文學發(fā)展歷史的敘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帝

27、王代變”和“文學崇替”的關系。西漢建國之初，漢高祖“尚武，戲儒簡學”，輕視文學和經學，文學發(fā)展處于低潮時期（“廢”），只有“大風歌、鴻鵠歌”等少數(shù)優(yōu)秀作品?；莸邸⑽牡?、景帝時代重視經術，不重視辭賦，文人得不到重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文學處于質樸無華的時代（“質”）。漢武帝時代，既重視經術，又重視辭賦，重用辭賦作家，所以文學發(fā)展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興”和“質文并重”）昭帝、宣帝時，又貶低辭賦，崇尚經學（“質”）。哀帝、平帝

28、是時期，文學“降意圖籍”，文學隨著國力衰落而處于相對衰落時期（“廢“）總的來說西漢是崇尚文辭的“尚文”時代，辭賦發(fā)達。東漢是注重經學的“重質”時代。 </p><p>　　文學發(fā)展“質文沿時，崇替在選”。一廢一興，一質一文，“環(huán)流無倦”。（一興一廢是對總趨勢的描繪，并不意味著“興”的后面就是“廢”）帝王代變，則文化政策、政教世情、文人地位變，文學發(fā)展之“時”變，則文學階段特征也會變，文學演進之“序”變。從一定意義

29、上說，古代中國文學發(fā)展之“環(huán)流無倦”皆因帝王更迭之“樞中”所動。 </p><p><b>　　參考文獻： </b></p><p>　　[1][東漢]班固·漢書（四）[M].北京：中華書局，1962. </p><p>　　[2][東漢]王充.論衡（下冊）[M].大東書局，1934：21.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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