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因素在多發(fā)性硬化發(fā)病中的作用.pdf

1、多發(fā)性硬化（multiple sclerosis，MS）是以中樞神經系統(tǒng)白質脫髓鞘病變?yōu)樘攸c，由遺傳易感個體與環(huán)境因素共同作用而發(fā)生的T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迄今為止，MS的病因及發(fā)病機制仍不明確。目前國內外研究結果顯示，其遺傳易感性可能是多個弱作用基因相互作用的結果，環(huán)境因素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環(huán)境因素包括生物學和心理社會因素兩大類。生物學環(huán)境因素有病毒感染、高緯度寒冷地區(qū)等；心理社會因素包括生活變故、心理沖突、精神緊張

2、等。近年來，國內外有不少學者對MS患者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進行了關注，特別是在其并發(fā)的抑郁癥狀方面。但國內外學者一般都是以“心理障礙作為MS的一個共病現(xiàn)象，或者是MS的癥狀之一”為切入點來進行研究，而社會心理因素在MS發(fā)病及復發(fā)中的作用則研究很少。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應激與MS發(fā)病的關系方面進行了關注。最初有學者試圖以一條通路、一個方向或一種因果關系的思路來反映應激因素導致MS發(fā)病的理論構思，這顯然過于機械。任何生活在人類社會中的個

3、體均不可避免地接受著相關生活事件的影響，而所有這些影響作為應激源在個體身上產生的應激反應的程度，并非簡單地與應激源的多少和強度成正比，而是由于個人認知評價、應對方式、社會支持、個性特點等中間變量的參與和調節(jié)而變得復雜。認知應激理論認為，心理應激是以生活事件為應激源，受個體認知評價、社會支持、應對策略等多種中介因素影響導致心身疾病的反應過程。根據(jù)Folkman應激模式，應激作用過程所涉及到的“應激源”、“中介因素”和“應激反應”等因素是相

4、互關聯(lián)和相互制約的三個方面，各因素之間也存在內涵上的重疊和交叉。在MS的發(fā)病過程中，心理社會因素與疾病的癥狀往往交織在一起，共同作用和影響疾病的進程及轉歸。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心理社會因素可以通過影響患者的心理狀態(tài)，減輕或者加重疾病的癥狀，從而影響MS的進展、復發(fā)、轉歸以及預后，并最終決定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和社會生活質量。研究心理社會因素在MS病情發(fā)生、發(fā)展等各環(huán)節(jié)中所起的作用，有利于下一步進行心理干預治療以減輕患者的癥狀，

5、進而對MS的預防、治療及預后起到重要作用。 心理社會因素在MS發(fā)病中的作用極其復雜，它既可以作為誘發(fā)因素參與MS的發(fā)病，同時也在疾病的發(fā)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應激反應是以整體的方式發(fā)生的，包括生理應激反應和心理應激反應。心理應激反應主要表現(xiàn)為負性情緒的產生，生理應激反應表現(xiàn)為身體一系列生理、生化、內分泌、代謝、免疫過程的變化。近年來MS自身免疫性腦脊髓炎動物模型方面的研究顯示，應激能誘導疾病的發(fā)生，可能的機制是通過心理-神經中介機

6、制、心理-神經-內分泌中介機制、心理-神經-免疫中介機制三條途徑來實現(xiàn)。應激不僅使個體出現(xiàn)焦慮、恐懼、抑郁、憤怒等負面的應激心理反應，而且通過刺激活化的T細胞通過血腦屏障、誘發(fā)糖皮質激素抵抗導致糖皮質激素的抗炎作用減弱等機制，導致疾病的發(fā)生。 本研究采用的心理測驗方法就是基于對應激理論的認識及國內外的研究現(xiàn)狀而選擇的。為了進一步證實應激能使MS易感人群發(fā)生免疫反應，進而導致發(fā)病的推測，研究MS發(fā)病前的各種相關變量，本文采用標準化

7、心理測試和多因素分析的方法，研究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社會支持等社會心理變量與MS患者心理健康及發(fā)病的關系，研究在MS發(fā)生過程中，社會、心理各應激源和中介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的內在規(guī)律，以期篩選出相關的危險因素，明確生活事件、人格特征、社會支持等社會心理變量與MS患者心理健康及發(fā)病的關系，為應激的無害化處理提供理論依據(jù)和干預方向。 目的: 探討社會、心理變量對多發(fā)性硬化患者發(fā)病的影響。 方法: MS組為

8、2003年4月至2009年2月在我院住院、年齡不小于15歲、無認知功能障礙、按照McDonald（2001）的MS診斷標準臨床確診的患者。符合以下情況一項或多項者除外：年齡<15歲；既往有精神病史；患有MS以外的腦器質性病變者；認知功能障礙者；不能配合完成量表測試者。 健康組的入選標準：問診既往體健，查體心肺腹未見異常者；年齡≥15歲。排除標準：年齡<15歲；既往有精神病史；患有腦器質性病變者；認知功能障礙者；不能配合完成量表測

9、試者。 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組為2007年4月至2008年7月在我院皮膚科就診的不小于15歲、按我國在“1982年美國風濕病學會修訂的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分類標準”基礎上制定的診斷標準臨床確診的病例。排除標準：年齡<15歲；既往有精神病史；患有腦器質性病變（包括紅斑狼瘡性腦?。┱?；認知功能障礙者；不能配合完成量表測試者。 MS組共67例，其中男27例（40.30%

10、），女40例（59.70%），年齡17-64歲，平均37.99±12.02歲；受教育年限2.19年，平均11.78±7.38年；病程0.08年到12.67年，平均2.34±2.92年。健康組為67例正常人，其中男27例（40.30%），女40例（59.70%），平均年齡36.48±10.64年，受教育程度11.89±4.09年。兩樣本t檢驗知兩組性別（t=-0.000，P=1.000）、年齡（t=0.769，p=0.443）、受教育年限

11、（t=0.443，p=0.908）均無顯著性意義。 SLE組有42例，男性患者11例（26.19%），女性患者31例（73.81%）。SLE組年齡15-62歲，平均32.24±11.90；受教育年限5-16年，平均11.19±3.44年；病程0.08-11.58年，平均3.08±3.06年。兩樣本t檢驗知MS組與SLE組性別（t=1.506，P=0.135）、病程（t=-1.265，P=0.209）、受教育年限（t=0.482

12、，P=0.631）均無顯著性意義，兩組年齡有顯著性意義（t=2.439，P=0.016）。 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艾森克人格問卷（EPQ）、社會支持量表（SSRS）和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兩組試驗對象進行評估。生活事件量表統(tǒng)計患者第一次發(fā)病前3年內生活事件的累計總值，及正性生活事件得分、負性生活事件得分、家庭有關問題得分、工作學習得分、社交及其它得分。艾森克人格問卷統(tǒng)計P、E、N、L四個分量表得分。社會支持量表統(tǒng)計

13、患者的社會支持總分、主觀支持分、客觀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得分。癥狀自評量表統(tǒng)計總均分、陽性癥狀均分及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zhí)、精神病性等九項因子分。 對以上量表的評估結果，通過SSPS13.0軟件包進行統(tǒng)計學分析，采用兩樣本t檢驗和Pearson簡單相關分析，確定與MS發(fā)病相關的社會、心理學高危因素。顯著性水平為0.05（雙側）。統(tǒng)計結果用尸值表達。因為該研究為兩組之間多個指標的比較，故不需使用

14、Bonferroni方法對總的檢驗水準α進行校正。 結果: 1.MS組的陽性癥狀均分（P=0.000）、軀體化障礙（P=0.000）、強迫（P=0.000）、人際關系緊張（P=0.000）、抑郁（P=0.000）、焦慮（P=0.000）、敵對（P=0.000）、恐怖（P=0.000）等多種負性情緒和癥狀均較健康組具有顯著性差異（P<0.01）；與SLE組相比，除軀體化障礙（P=0.009）外，MS組的總均分（P=0.27

15、4）、陽性癥狀均分（P=0.726）、強迫（P=0.117）、人際關系緊張（P=0.899）、抑郁（P=0.329）、焦慮（P=0.528）、敵對（P=0.831）、恐怖（P=0.670）、偏執(zhí)（P=0.603）、精神病性（P=0.952）等多種負性情緒和癥狀與SLE組相比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 2.MS組正性生活事件總量（6.04±10.25分），主觀社會支持分（24.39±4.76分），均較健康組具有顯著性差異（P

16、<0.05）；與SLE組對比，生活事件與社會支持量表的各因子分均無顯著性差異（P>0.05）。 3.MS組的多種負性情緒與人格類型上的神經質得分呈正相關、與內外向得分呈負相關（P<0.05）。 4.MS組的多種負性情緒與生活事件總數(shù)、負性生活事件和家庭有關問題呈正相關（P<0.05）。 5.MS組的多種負性情緒與支持利用度呈負相關，但相關系數(shù)｜r｜較低（最高項僅為0.175），而且P值>0.05，沒有統(tǒng)計學意義。

17、 結論: 1.MS患者的情緒不穩(wěn)定性和內向性格的傾向與負性情緒的產生相關。 2.MS患者病前3年內所經歷的負性生活事件高于健康人群，尤其是家庭問題所帶來的影響更加明顯。 3.MS患者獲得正性事件刺激量較少，主觀社會支持較少，且缺乏社會支持的利用能力。當個體處于應激狀態(tài)時，缺少了幫助應對應激的主觀社會支持，缺少減輕應激可利用的外部資源，從而降低了抵抗應激的能力，增加了發(fā)病的風險。 4.MS患者與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