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精神分析探索.pdf

1、長期以來，翻譯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的地位一直未得到“廣泛”的認同，譯者和譯文處在作者和原文的陰影之下，尤其是文學翻譯方面，譯者和譯文一方面受到原文的約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各種翻譯標準禁忌的束縛甚至打壓，其創(chuàng)造性被局限在以原文文字為起點、原文精神為終點的狹小范圍內，譯者主體意識和地位有待進一步得到承認和提高。從譯者“隱形”到譯者“現(xiàn)身”、從“一仆二主”到“譯者是翻譯的唯一主體”，譯者及譯論家們在促進翻譯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為“創(chuàng)造性的叛逆”

2、正名，逐步擺脫“被壓制、被否定、被排斥、被最小化”的尷尬處境做了相當?shù)呐?。同時，國內外翻譯學科建設也正邁入一個新的階段，翻譯研究正從“需要別人證明自己”，走向“自己證明自己”和“自己證明別人”的道路。 譯者是“翻譯的唯一主體”，并不排斥原文作者在原始創(chuàng)作中的主體地位，這一論斷只是強調在翻譯這個創(chuàng)作過程中，譯者作為主體的唯一性。這里既肯定了譯者的主體性，更為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開拓了空間。 正如十七世紀就由笛卡爾提出來的“人的主

3、體性”這一哲學概念遲遲沒有在翻譯理論領域得到充分研究，只是在上世紀末才引入討論，上世紀初由弗洛伊德首創(chuàng)的精神分析理論，在文學批評領域風光了幾十年，但在翻譯研究的湖水中卻并未激起什么引人矚目的漣漪。隨著譯者在翻譯中的主體性地位的逐步確立，其創(chuàng)作機制和創(chuàng)造性得到承認，譯者在翻譯中的心理活動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翻譯的心理學研究價值也日漸凸顯。 翻譯理論研究，包括翻譯標準、翻譯當事人(作者、譯者、原文、譯文)的關系、翻譯技巧、文化、翻

4、譯與后殖民主義、解構與后解構主義等等，一般都是從外部考察譯者與文本等外部環(huán)境的“外部關系”，而極少涉及譯者，這個極具創(chuàng)造性的創(chuàng)作主體的內心精神世界。國外陸續(xù)有翻譯研究者從“翻譯與遷移”等角度，采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譯者心理活動的本質，但有關成果不多，在整個翻譯理論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國內關于翻譯的精神分析研究尚為一塊未經(jīng)開墾的荒地。 本文選擇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探索翻譯主體的內心精神世界，分析其創(chuàng)作機制中的“內部關系

5、”，主要是基于前人關于翻譯和譯者研究的兩個主要的論斷，一為譯者是翻譯的主體，二為翻譯是一門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人類精神世界的復雜性，尤其是創(chuàng)作機制的神秘性以及了解它的困難程度，翻譯的精神分析研究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zhàn)。然而，既然語義轉換無法說明翻譯的實質，翻譯程式無法生成譯文，翻譯標準無法為譯文的絕對好壞進行定性，那么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考察譯者的翻譯行為背后，到底是什么影響和決定著譯者的翻譯原則，通過精神分析，揭示翻譯創(chuàng)作的困難很大程度上并

6、不是由于語言知識、技巧、標準、文化、接受等外部因素的直接影響，而是來自于這些外部因素的內化給譯者造成的壓抑。譯者真實自我的體現(xiàn)，與其說是“忠實”與“叛逆”之爭，不如說是其精神世界中與這些壓抑進行抗爭與妥協(xié)的結果。 弗洛伊德將人的心理視為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組成的復雜結構，其中“本我”是指無意識的原始的自我，包含了生存所需要的基本欲望、沖動和生命力，是能量之源，按照“快樂原則”追求快樂的最大化，不理會外在的道德、規(guī)范約束；“自我”是

7、有意識的，具有感覺、判斷和思考功能的部分，按照“現(xiàn)實原則”，力求最大限度地滿足“本我”的要求，同時盡量不冒犯“超我”；“超我”是社會意識、道德規(guī)范等外部因素經(jīng)過內化形成的價值觀念，按照“道德原則”對自我追求快樂的行為進行制約。弗洛伊德認為，一切創(chuàng)作都是將白日夢物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本我的快樂原則受到內化的社會文明價值觀的壓抑，無法隨心所欲地進行表達。自我則通過調和本我和超我的矛盾，使本我的能量扭曲或升華。這種壓抑是理性社會中普遍存在

8、的、不可避免的。 按照弗氏精神分析方法，翻譯的原則和價值取向可以解釋為類似的過程。翻譯價值觀和原則對于譯者來說，并不是一個“知識性”的學得產(chǎn)物，而是一個通過長期的歷史、文化、語言、美學浸淫逐漸培養(yǎng)的本我與各種內化的翻譯禁忌之間長期調和、抗爭和妥協(xié)的結果。馬爾庫塞強調，對壓抑的反叛是實現(xiàn)自我的最根本徹底的解放力量。壓抑越甚，反叛力量越大，從自在向自為，從壓抑向無壓抑的解放過程，也就是創(chuàng)造性得以充分釋放的過程。譯者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取決

9、于他在翻譯價值觀和方法論的形成中，多大程度地通過“叛逆”的手段顛覆原文語義的束縛和翻譯禁忌的禁錮。從這個意義上說，譯者的壓抑既來自作者、原文，又來自普遍神化的翻譯禁忌，而這些禁忌的來源既有歷史、文化、美學的，也有譯界本身長期形成的爭論和潮流。 本論文通過分析譯者人格的弗氏精神分析結構，譯者人格內部結構之間的內在關系，探討壓抑的形成機制，然后根據(jù)譯者追求“無壓抑”的叛逆，探討翻譯創(chuàng)造性能量的釋放，形成譯者創(chuàng)造性來自其內部人格結構的

10、破繭蝶化的結論。 論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論，主要評述國內外對翻譯的心理學研究，一方面總結和肯定現(xiàn)階段國內外有關學術成果的研究價值及其對本研究的影響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提出對于翻譯的精神分析研究，尤其是國內譯界的研究不足，進而進一步提出本論文的選題理由、意義及理論基礎。 論文第二部分主要采用弗氏精神分析理論，對譯者的人格結構進行闡述，通過強調翻譯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行為，論證這種創(chuàng)作行為能夠被弗氏精神分析理論解釋的可能

11、性。如果說文學原創(chuàng)是一個“白日夢”的話，那么翻譯的過程也可以是被視為譯者借助原文這個白日夢物化自己的白日夢。換句話說，譯者在翻譯之前早就有自己的無意識沖動，他實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愿望的手段是找到能夠供自己滿足這種愿望的原文，通過翻譯表達自己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更深層次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本論文認為，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不是自發(fā)的或天生的，而是譯者深層次愿望的充分表現(xiàn)。譯者的本我是無意識的，本我的存在并不受到翻譯的對象的存在的影響，而是獨立于社會意識、

12、翻譯規(guī)范的。本我所代表的譯者創(chuàng)作愿望往往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壓抑，存儲在無意識中，越壓抑，表達的愿望越為強烈。自我則幫助本我躲開各種禁忌的壓制和攻擊，避免受到傷害，并通過翻譯這個有意識的行為最大程度地滿足被壓抑的創(chuàng)作愿望，人生觀和價值觀。 同時，來自內化的翻譯禁忌以及各種其它外部因素產(chǎn)生的壓抑，對譯者主體創(chuàng)造性構成制約，即人格結構中的超我，表現(xiàn)為規(guī)范和標準，以“良心”為表現(xiàn)，對違反翻譯禁忌的行為進行譴責和懲罰。譯者的超我追求的是“

13、信、達、雅”兼得的完美境地，或對某一方面的極度追求，其核心仍是以作者和原文為中心和衡量尺度，把譯者看作是文字轉換服務的提供者，將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最小化。譯者本我與超我的沖突因此產(chǎn)生。一方面，譯者本我的初衷是借助翻譯實現(xiàn)自己的創(chuàng)作愿望，表達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將原文和作者當作自己理想升華的起點和跳板：另一方面，超我對本我在翻譯上的任何“反叛”努力都加以壓制，用“翻譯道德”的良心使譯者就范，產(chǎn)生對叛逆的懷疑、猶豫和焦慮。 論文的第三部

14、分通過詮釋譯者人格內部結構中的沖突，論述創(chuàng)造性是通過沖破禁忌，釋放自我價值實現(xiàn)和表現(xiàn)的愿望得以彰顯。該部分主要以詩歌翻譯為例，強調兩個方面：技術層面上，詩歌翻譯的歸化與異化都只是翻譯的手段，在翻譯歷史上先后都占據(jù)過主導地位，并不存在某一種方法的絕對合理性。問題不在于譯者采用什么方法，而是在于哪一種方法能夠真正體現(xiàn)譯者表現(xiàn)自我，釋放自我的愿望。譯者的超我代表的各種翻譯禁忌在本質上是壓抑譯者的主體創(chuàng)作愿望，這是不變的；但內容上卻因翻譯理論潮

15、流的發(fā)展和變化具有不確定性。 譯者的本我與超我的沖突，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某一個文本，而譯者的有意識的自我，則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發(fā)展的烙印。沖突的高潮往往帶來譯者創(chuàng)造性的空前釋放，而這些釋放也許代價慘重，如WilliamTyndale因其英譯本中的宗教改革思想而被送上絞架，或許名垂千古，如嚴復的《天演論》本身就是對當時封建愚昧的社會價值觀宣戰(zhàn)，在方法論上，也突破了絕對“信”的束縛。 論文的第四部分為結論，進一步總結和闡述了本

16、文的研究思路和相應研究結果。通過前幾個部分的闡述，說明譯者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其內部人格精神結構以及結構成分之間的沖突是值得研究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實現(xiàn)的是自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表達，而不僅僅是一個“傳話筒”的簡單轉換過程。譯者的主體性表現(xiàn)在：一、其無意識的本我愿望并不是依附于翻譯對象，而是早就存在的，表現(xiàn)為譯者對翻譯文本的選擇總是針對那些能夠幫助譯者實現(xiàn)創(chuàng)作愿望的翻譯對象上、翻譯是譯者創(chuàng)作的手段：二、在如何翻譯的原則和價值取向上，異化或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