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賠錢減刑”的價值研究.pdf

1、透視中外刑法史，犯罪人“賠償”始終在決定犯罪法律后果時發(fā)揮重要作用，盡管這一作用難以準確估測和透徹說明。在我國，由于缺乏規(guī)范依據(jù)和理論支撐，“賠錢減刑”大多隱性存在于刑事法實踐，并因為其復雜性和敏感性，引發(fā)了諸多質疑和批評。直面質疑，理論上應清晰解釋不同法律性質的民刑責任何以在特殊場合發(fā)生關聯(lián)，事后賠償如何突破“覆水難收”的邏輯困境？“賠償”緣何可以歸入量刑責任主義范疇，且不違背平等原則？在梳理和回應批評中闡釋“賠錢減刑”的正當性根據(jù)，

2、也一并揭示其“先天”的價值沖突和可能的現(xiàn)實風險。在此基礎上分析“賠償”應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刑罰，進而如何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而有效規(guī)避風險，既為“賠錢減刑”正名，亦有規(guī)范司法操作，合理量刑結論和重樹司法信度的實踐意義。
　　基于此，本文研究的思路是從刑事司法中存在的“賠錢減刑”現(xiàn)象出發(fā)，針對該實踐引發(fā)的理論質疑和社會批評，探尋實踐背后蘊藏的法理根據(jù)。從報應與預防犯罪、被害人保護、恢復性司法以及引導效用等方面系統(tǒng)論證“賠錢減刑”的積極價值

3、，客觀揭示其暗含的風險，通過梳理“賠錢減刑”、“賠錢未獲減刑”、“不減則不賠”等不同判例及根據(jù)，圍繞個案中出現(xiàn)的不同賠償要素，初步確立判罰規(guī)則。其中一并探討民事手段應否以及如何滲入刑事懲罰，懲罰性司法與恢復性司法應以何種方式融貫一體。
　　第一章在對“賠錢減刑”做基本界定的基礎上，從“賠錢減刑”司法現(xiàn)象引發(fā)的質疑與批評入手，通過對刑事司法現(xiàn)象的整理，可以發(fā)現(xiàn)，“賠錢減刑”現(xiàn)象普遍存在，但具體適用中卻存在較大差異；“賠錢減刑”的相關

4、立法遠落后于司法進程，以及由于“賠錢減刑”理論研究的匱乏，最終，這一司法現(xiàn)象引發(fā)質疑與批判在所難免。理論質疑的焦點集中于：事后賠償如何突破“覆水難收”的邏輯困境，帶來實害結果的減輕？“賠錢減刑”是對平等原則的違背；“賠錢減刑”無法實現(xiàn)犯罪報應；“賠錢減刑”為公民行為引導起到了消極示范作用，不利于犯罪的一般預防等等?；貞|疑，證成“賠錢減刑”的正當性根據(jù)必然應以刑罰理論為基礎，“賠錢減刑”的根據(jù)即是量刑根據(jù)，是量刑基本理論具體化的適用過程

5、，而非對量刑基本原則和理念的違背。
　　為此，第二章著重從責任刑分配依據(jù)論證“賠錢減刑”之正當性價值。因為，雖然“賠錢減刑”的主要功效是犯罪預防，但對“賠錢減刑”責任根據(jù)的證成是預防目標的基本前提和發(fā)揮引導效用的基礎。甚至，在刑法理論普遍確認賠償功用之當下，基于因賠償降低行為實害程度的事實闡釋賠償與責任的關聯(lián)，是為“賠錢減刑”正名的關鍵。立足報應立場釋明合理賠償之于刑量減輕的價值，從報應視角對“賠錢減刑”展開正當性分析，具有兩層立

6、意：一是闡釋賠償?shù)淖粤P性質，明確因其對自身行為造成實害的部分消抵而出讓刑罰的正當根據(jù)；二是如同刑罰不具天生正當性一樣，賠償明顯帶有交易性質，劃定合理邊界既是防止放大其功效而化解責任，更是為了發(fā)揮刑法的雙重保護功能。在刑法規(guī)范語境中，犯罪人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具有道義基礎和倫理根據(jù)，突破行為與責任同在的一般理解關聯(lián)賠償與刑罰，旨在回歸而非偏重這一立場。如果“賠償”能夠通過對實害程度的降低實現(xiàn)行為客觀“惡”的降低和行為人主觀“惡”的減輕

7、；如果犯罪人賠償確有自“害”性質，該自罰與刑罰的混成應當能夠完成“惡”與“害”的均衡式，進而賠償具有降低責任刑的價值。
　　從責任刑視角看，“賠錢減刑”具有均衡犯罪人罪與罰的意義。從犯罪預防看，不僅要懲治犯罪人，還復法律正義，更需要平衡各社會主體利益，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協(xié)調。因為，在犯罪學理論看來，犯罪是諸多社會矛盾相互作用的結果，刑罰只是抗制犯罪的措施之一，而非全部。從社會治理邏輯出發(fā)，重視社會關系的重新調整和個人利益的協(xié)調融洽，化

8、解矛盾、修復人際關系始為犯罪預防之“正途”。司法性程序的終極目標應是重新均衡各主體利益，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此處的均衡，基本含義是：立足主體各方在犯罪行為中遭致的損害現(xiàn)實，及時回應各方主體的現(xiàn)實需要，通過重新均衡加害人與被害人利益，被害人與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恢復被破壞的基本社會秩序。“賠錢減刑”的司法實踐，放棄了對各種抽象理念的過度執(zhí)著，從恢復性視角尋求犯罪問題的解決，以被害人利益保護為導向，關注了各方主體的實質需要，注重對社

9、會現(xiàn)實利益的綜合考量，其目的是既要公平、正義地懲罰犯罪,又要盡可能地衡平各方主體利益，修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秩序，以實現(xiàn)犯罪的良性預防。
　　功利主義刑罰認為，刑罰作為一種惡害，應該是一種必要的惡害，用刑罰之惡預防未然之犯罪，該刑罰才具有正當性與合理的，也才是其價值所在。不能否認的是，不管是基于真心悔悟還是“易刑”的功利性考慮，犯罪人的賠償行為都具有彰顯人身危險程度降低的積極意義，“賠錢減刑”則對應了犯罪人特殊預防需要減少、預防刑減

10、輕的現(xiàn)實，在“賠錢減刑”規(guī)范責任刑的基礎上，以及“賠錢減刑”均衡利益的價值功能之上，還會產生對犯罪人的行為引導功效。“賠錢減刑”具有引導犯罪人積極悔罪以及降低行刑成本之意義；對賠償?shù)姆e極確認，有助于刑事和解的理論澄清和實踐進程的推進；通過積極回應犯罪人的主動悔悟與積極賠償，并附以適當?shù)男塘P處罰，以事實證明法規(guī)范的妥當性與有效性，以確定性和必然性的懲罰和均衡合理的刑罰裁量，彰顯了社會行為規(guī)則。
　　基于責任刑和預防刑裁量原則，建立犯

11、罪人賠償與刑罰從輕之間的關聯(lián)符合法理。當然，與刑罰并非天生正當相同，“賠錢減刑”的缺陷幾乎與生俱來，透視歷史與現(xiàn)實不難發(fā)現(xiàn)，“賠錢減刑”報應犯罪的責任根據(jù)與預防目標二者需要協(xié)調；根深蒂固的社會報應心理難以接受恢復性司法理念；“賠錢減刑”在司法中如火如荼的推進和民眾的普遍質疑暴露出“精英司法”與“大眾思維”的差異性與亟待融合性；加害人與被害人的“私了”可能犧牲公眾和國家利益；有“交易司法”和“賄買司法”的風險；允諾“賠錢減刑”還會大漲“金

12、錢至上”之風，破壞法律的平等原則甚至瓦解法律的道德基礎；被害人逐利策略下的漫天要價與虛構事實還容易引發(fā)其他風險等等。質言之，“賠錢減刑”的正當性和有效性取決諸多前提條件。與規(guī)制刑罰的道理相同，規(guī)避上述風險是合理規(guī)制“賠錢減刑”做法的問題，不是將其隱入司法內幕，理論上或避而不談或基本否定的根據(jù)。系統(tǒng)有效規(guī)制“賠償減刑”活動，須清晰系統(tǒng)認知賠償對于不同主體的價值及其沖突，洞悉量刑實踐中存在的風險，進而找到逐一對應的方案。
　　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