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知識與教育——基于社會轉型的研究.pdf

1、本文以博弈論分析工具分析了社會基本單元——行動——的結構性變化，以之為基礎提供了關于在不同類型社會中知識的內容、形態(tài)、作用以及生產與增長機制變遷的解釋，并研究了在社會結構轉型中、知識的變遷中教育目的、教育中的知識、以及教育組織形態(tài)的變遷。 人類社會的行動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物質生產行動”，一類是“社會人際互動”。在其中，既發(fā)生著知識生產，又發(fā)生著結構生產。知識生產是指——“物質生產行動”中產生出“物理類知識”，“社會人際

2、互動”中產生出“制度類知識”。結構生產是指——物質生產行動和社會人際互動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的關系：物質生產行動一般表現為分工的形式，社會人際互動可以區(qū)分成兩種基本類型，即合作行為與機會主義行為，社會分工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克服機會主義行為促進社會合作行為的產生與擴展，而社會分工越是擴展則越會帶來合作的困難。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會產生出一種較為穩(wěn)定的模式結構，因為本文采用了博弈論工具對其進行分析，因此稱之為“社會博弈結構”。一定的社會博弈結構產生

3、后，就將決定物質生產行動和社會人際互動的形態(tài)，從而決定著物理類知識與制度類知識的內容、形態(tài)、作用與生產機制。并且，它決定著教育（尤其是制度化教育）的目的、教育中的知識與教育的組織形態(tài)。 本文研究了三類社會博弈結構——“穩(wěn)定靜態(tài)結構”、“不穩(wěn)定動態(tài)結構”與“穩(wěn)定動態(tài)結構”，從博弈主體、結構性狀態(tài)（包括權力結構性狀態(tài)與信息結構性狀態(tài)）與收益這三個緯度去刻畫一個博弈結構的基本特征。 “穩(wěn)定靜態(tài)結構”是以重復博弈機制為基礎，通過

4、重復博弈的長期關系克服機會主義行為，達成社會合作，促成社會分工。在其中，博弈主體主要是以長期關系為紐帶的小團體；權力結構性狀態(tài)表現為權力基于權威、開放和對稱；信息是開放的、對稱的；收益整體水平低，平均分配。在這種結構下，“物質生產行動”表現為簡單社會分工形態(tài)，“社會人際互動”以基于長期關系的小團體合作為主導。 “不穩(wěn)定動態(tài)結構”是以第三方執(zhí)行的博弈機制為基礎。第三方主要是指掌握強制權力的國家或政府，它既表現出第三方仲裁、判決與強

5、制執(zhí)行等服務型職能，從而起到產權保護與合約執(zhí)行等作用；又表現出機會主義行為不能得到有效約束的剝奪型職能，從而對產權可能構成侵害。政府的服務型職能能夠更好地克服社會互動中的機會主義行為，實現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合作，從而促進分工的動態(tài)發(fā)展。而政府機會主義行為的剝奪性職能又阻礙著社會分工的持續(xù)發(fā)展。在其中，博弈主體主要是政府、小團體和個人；權力結構性狀態(tài)表現為強政府權力和弱社會權力；信息結構性狀態(tài)是非對稱、非開放的；收益以權力為基礎，按權力進

6、行分配。在這種結構下，“物質生產行動”表現為較復雜的分工形態(tài)，但是它卻不能可持續(xù)性的擴展，“社會人際互動”既有小團體合作、又有強制合作、又有政府機會主義，政府機會主義會給社會造成不穩(wěn)定的狀況。 “動態(tài)穩(wěn)定結構”同樣也是以第三方執(zhí)行為基礎，不過作為第三方的政府其機會主義行為能被有效約束，政府主要起服務型職能。在這種結構中：博弈主體是多元組織，政府是其中重要的一元；權力結構性狀態(tài)是強政府權力與強社會權力的對稱。信息結構性狀態(tài)是開放與

7、對稱的。在這種結構下，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能夠被有效約束，分工能夠不斷地擴展，社會人際互動呈現多元化合作形式。 根據社會博弈結構的分析，本文認為傳統(tǒng)中國是以“一元強制型不穩(wěn)定動態(tài)結構”為基礎——即傳統(tǒng)中國的大一統(tǒng)中一般只存在一個強制權力核心。在其中，博弈主體是政府組織（由皇帝和官僚集團構成）、小團體（宗族組織）和分散個人（小農）；權力結構性狀態(tài)表現為極強的政府權力與極弱的社會權力之間的不對稱；信息結構性狀態(tài)表現為不開放與不對稱；收

8、益以權力為基礎按權力進行分配。在這種博弈結構下，大政府一方面促進了更大范圍內和更復雜的分工，但是大政府的機會主義危害也更加嚴重，它對分工的擴展形成極大壓力，并造成社會周期性動蕩。 “靜態(tài)穩(wěn)定結構”是氏族社會的基礎。在其中，“物理類知識”由神秘性知識與經驗性技術知識構成，支持簡單社會分工；“制度類”的知識主要是以風俗、慣例為主，它起到協(xié)調小規(guī)模人群合作的作用；知識的生產機制是表象思維與嘗試錯誤式的“做中學”，知識的增長十分緩慢。教

9、育是于生活融為一體，教育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目的，不存在對知識的選擇于控制，教育的組織形式就是生活的組織形式。 在以“一元強制型動態(tài)不穩(wěn)定結構”為基礎的傳統(tǒng)中國中，分工的發(fā)展促進了“物理類知識”尤其是技術性知識的發(fā)展，這也是為什么古代中國能夠在技術上領先的原因。儒家制度知識被權力選擇出來為其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辯護；不過在社會博弈的實際過程中，卻產生出與儒家制度知識不同的“隱性制度知識”。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生產雖然出現了抽象思維的

10、萌芽，但是缺乏可持續(xù)擴展分工為基礎而不能突破，依然以表象思維為基礎。在分工的發(fā)展中，雖然技術性知識出現增長，但是它卻存在著極限，并伴隨著王朝的周期性更替而斷裂。傳統(tǒng)中國的教育以儒家制度化教育為特征，它的教育目的主要是“選官”與“社會教化”，教育中的知識主要是以維持既有社會博弈結構的儒家知識構成，教育的組織形態(tài)以政府控制學校系統(tǒng)和科舉制度為核心。 “動態(tài)穩(wěn)定結構”是現代社會的基礎，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轉型首先在英國發(fā)生。在分工的可持續(xù)

11、擴展中，科學技術知識產生出來，在多元化的社會合作中，產生出以“自由、民主和法治”為核心理念的制度知識。知識不再是權力獲致與表征的工具，而是作為生產要素。知識生產以科學的認識方法為基礎，并且出現了知識生產的組織化機制?，F代社會的教育目的是個人本位的目的與社會本位目的的結合；教育中的知識主要是由科學技術知識與支持現代社會合作的制度知識構成；用英國公共教育的產生為例說明了社會博弈結構的變化對教育組織形式的影響。 近代中國在外生因素沖擊

12、下造成了一元強制型結構的松動與解體，但是它卻不能夠形成現代型的社會博弈結構，因此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不具備結構性基礎。作為外生因素的科學與技術知識與新型的制度知識雖然被引入中國，但是作為完全的外生因素而表現出強烈的外生性和不適應性，因此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不具備知識基礎。近代教育在外生因素沖擊下，其目的從“選官”和“社會教化”向培養(yǎng)“實用型人才”的轉變，不過這個目的卻不能實現；新的科學與技術知識進入教育中去，卻僅僅為滿足“短期實用”的功利目

13、的，新的制度知識尚不能進入教育中去。在教育的組織形態(tài)上，雖然廢除了科舉制度，并開始建立現代教育體系，不過仍然受到社會博弈結構的制約而步履維艱。 根據前文的分析，探討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軌跡、機遇與問題，并提出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在于轉型必須同時具備結構基礎和知識基礎，這有助于更深刻認識當前所面臨的兩大任務：其一，實現以知識與技術創(chuàng)新為基礎的可持續(xù)性增長模式的轉變，真正讓知識成為生產要素；在經濟發(fā)展中深入推動市場化改革，保障和有序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