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釋的本體與方法.pdf

1、對于法律解釋本體論轉向的研究趨勢，本文采取了本體與方法在法律解釋中相統(tǒng)一的研究立場，以司法為中心視角，從認識論、政治哲學和方法論三個角度對法律解釋本體與方法的張力問題展開了系統(tǒng)研究。本體與方法的張力問題具體分解為：在認識論上為法律解釋主觀性與客觀性的張力問題；在政治哲學上，這一問題在權力分立的憲政體制下表現(xiàn)為民主與法治的張力問題；在方法論上，這一問題則呈現(xiàn)為科學思維與詮釋學思維的張力問題，這也是本文研究的三大問題。 第一章：本章

2、通過考察解釋學對法律解釋研究的影響，確立了全文的分析框架和邏輯起點。西方解釋學研究經歷了從作者中心、讀者中心向文本中心的重心轉移，經歷了方法論解釋學、本體論解釋學和方法論與本體論相統(tǒng)一的解釋學的范式轉換。通過對解釋學知識譜系的考察，本章認為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統(tǒng)一立場為相對合理的解釋學立場。通過考察解釋學對法律解釋研究的影響，本章對本體論解釋學在法學研究中的運用路向、在法律解釋理論中的運用意義、可能與限度進行了評價，而主張本體論與方法論在法

3、律解釋研究中的統(tǒng)一。法律解釋即是本體又是方法，本體與方法的張力始終保持在法律解釋的過程中，而使法律解釋呈現(xiàn)出一系列辯證的特征。 第二章：本章在理論范式的層面上對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及其基礎進行了勾勒和描述，從而確立了全文批判的靶的。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意在建構一種“科學”意向的理論體系，具有科學主義的認識論基礎、三權分立的政治哲學基礎，以及法典化的法學基礎。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以客觀主義為解釋立場，

4、以邏輯涵攝模式作為法律適用模式，從而展現(xiàn)為“解釋+演繹”的特征。在認識論基礎上，這一理論范式以主客二分為認識圖式，在解釋目標上追求傳統(tǒng)自然法和法律實證主義意義上的客觀性。無論是自然法思維還是法律實證主義思維均是一種割裂精神與存在的實體法概念論，詮釋學思維通過關系本體論對實體本體論的法概念論進行了批判，在精神與存在的關系中重新界定法的概念，從而引起了法律方法論的革新。在政治哲學基礎上，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則是通過啟蒙運動中的政治哲學思

5、想進行奠定的，這表現(xiàn)為三權分立的分權原則、多數至上主義的民主前提以及法律至上權威的維護。在解釋學轉向的背景下，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在認識論、政治哲學和方法論上均陷入困境。本文在以下的章節(jié)中對法律解釋的認識論困境、政治學難題、法律解釋方法論自足性的問題進行系統(tǒng)探討。 第三章：在解釋學轉向的背景下，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在認識論上的困境得以呈現(xiàn)，即法律解釋主觀性和客觀性的悖論問題。這一困境在哲學上是真理符合論在認識論上的困境，

6、其實質為自我中心困境。解釋學轉向影響下的法律解釋理論對法律解釋的認識論困境采取了超越的態(tài)度，這又具體表現(xiàn)為：立足于歷史的宏大視野、主張法律解釋應當隨解釋環(huán)境與時俱進而采取相對主義法律真理觀的動態(tài)實用論；立足于個案審理的微觀語境、主張法律解釋應當整合多元視界、追尋法律唯一正解而采取絕對主義法律真理觀的整體融貫論。對此，本文認為，哲學詮釋學對法律解釋認識論困境的超越是有限的，盡管其對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形成強大的批判力，但是其無法為法律

7、解釋的效力提供有效的標準。對于法律解釋的認識論困境，應當采取非唯實論的理論進路，從而實現(xiàn)法律解釋有效性和客觀性的分殊，法律解釋的有效性是通過融貫性、共識性和客觀性來共同保障的，因此，法律解釋的客觀性只能是在具體制度和程序中實現(xiàn)的交談意義上的客觀性。 第四章：在解釋學轉向的背景下，在具體憲政體制的運行中，法律解釋本體與方法的張力成為各種政治價值的較量，解釋學轉向造成立法意圖的破滅形成了對傳統(tǒng)分權邏輯和民主價值的挑戰(zhàn)，從而法律解釋中

8、本體與方法的張力在政治運作的過程中展現(xiàn)為民主與法治（司法）的張力。在美國的憲政語境中，這一問題則具體體現(xiàn)為憲法解釋的“麥迪遜困境”，在這一問題上出現(xiàn)了司法消極主義和司法積極主義兩種司法哲學的對立。對此，本文拒絕非此即彼的態(tài)度，而主張溫和的司法積極主義立場對這一難題進行緩解。西方的法律解釋理論對傳統(tǒng)民主價值進行了重新解讀，為緩解這一難題提出了不同的理論進路，具體表現(xiàn)為：伊利的程序性民主與司法監(jiān)督理論、德沃金的合憲性民主與道德解讀理論、波斯

9、納的精英式民主與實用主義審判理論、哈貝馬斯的協(xié)商式民主與程序主義司法理論。本文認為對于法律解釋的政治學難題很難通過具體的法律解釋技術進行解決，采取本體與方法相統(tǒng)一的立場，我們不能賦予法律解釋方法過多的使命與擔當，在對法官保持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對其提出說明判決理由的論證義務，同時通過文化整合力的公共領域對司法進行有效監(jiān)督，又要通過制度和程序的渠道合理釋放民意，實現(xiàn)民主和司法的良性互動。在中國語境下，對于解釋學邏輯和普通法邏輯的暗合并不能作

10、為否定我國制度邏輯的理由，而是應該在尊重和維護憲法的前提下，肯定立法解釋權在政治、制度和實踐上的合理性，同時通過一系列的制度措施賦予法官能動性的司法解釋權，并實現(xiàn)司法解釋權的自我約束以及司法解釋權和立法解釋權的合理分配。 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是在解釋學轉向的背景下，對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所主張的法律解釋方法和法律適用模式進行詮釋學式的反思與重構，同時對法律解釋方法論的自足性問題進行批判和解決。本文主張在本體與方法相統(tǒng)一的解釋學

11、立場上實現(xiàn)詮釋學思維的方法論轉化，即通過對科學主義法律方法論的批判，確立詮釋學的法律解釋方法論。 第五章：本章運用詮釋學和語言哲學的知識資源，對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所主張的文義、體系、歷史三大解釋方法進行了哲學上的反思和司法操作上的重構。文義解釋是對法律語言的語用意義進行闡明，而非進行辭事相稱的語義學解釋，文義解釋應該堅持類型化的法律思維方式；體系解釋的解釋學循環(huán)過程是解釋者前理解結構參與下的理解過程，體系解釋所依賴的法律體

12、系勢必是需要解釋者進行價值評價的開放體系，體系解釋的目標則由法律文本的協(xié)調性走向解釋者價值評價的融貫性，要求解釋者采取一種建設性的解釋態(tài)度；通過效果歷史原則和獨斷解釋原則重構歷史解釋，歷史解釋的目的在于通過對立法歷史的批判性運用，探究立法過程中規(guī)范價值的當下意義，通過對民主命題進行重新解讀，我們可以為動態(tài)性的歷史解釋進行辯護。通過對法律解釋方法的詮釋學反思，本文主張超越基礎主義的法律解釋，在法律論證的理論框架下和具體憲政體制的制度語境中

13、重新理解法律解釋的不確定性和排序難題，并對法律解釋的方法進行價值重估。 第六章：司法三段論作為方法論意義上的法律解釋學所主張的法律適用模式是經典三段論在法律思維中的運用，以法律命題的公理化、法律語言的精確性和案件事實的客觀性作為邏輯前提，其實質是法律思維中事實與價值的二分。通過對自然法和法律實證主義的休謨問題進行檢討，事實與價值的二分法在法哲學的層面上遭遇崩潰；立足于事實與價值相交織的詮釋學立場，法律適用的詮釋學模式主張法官目光

14、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流連往返。在本體意義上主張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解釋學循環(huán)并不具備操作性，而應當將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解釋學循環(huán)吸收進方法論中來，因此，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的解釋學循環(huán)關系并不足以形成對司法三段論的否定，而是形成了對司法三段論的超越。通過將法律發(fā)現(xiàn)和正當化過程的二分，通過類型思維實現(xiàn)裁判規(guī)范的塑造是外部證成的任務，從而三段論演繹推理在內部證成中仍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對法律解釋方法和適用模式的詮釋學反思利于我們對法律解釋方法論自足性問題進行